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秦素銀
1918年9月紅樓建成于沙灘（當時稱漢花園），這座建筑并沒能依照其原建筑目的成為北大預科學生寄宿舍，而是成為北大文科、校部和圖書館所在地。1918年也正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入主北大的第二年，新文化主將們聚集在北大，實現(xiàn)了北大與《新青年》一校一刊的結(jié)合，從而使紅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fā)，北大師生是這場運動的主要領(lǐng)導與參與人，紅樓見證了五四運動從爆發(fā)到勝利結(jié)束的全過程，從而成為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歷史見證。
一、紅樓的建成與投入使用
1916年，當時的北大校長胡仁源、預科學長徐崇欽與比國儀品公司訂立借款合同，借洋二十萬元，在原漢花園學生宿舍東側(cè)修建預科學生寄宿舍。[①]1917年9月，一座主體用紅磚砌成的五層大樓拔地而起，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紅樓。1918年2月，學校將原擬做寄宿舍的新樓“改作文科教室及研究所、圖書館與其他各機關(guān)之用”[②]。這年9月，紅樓正式落成。這座建筑平面呈工字型，地上四層地下一層，紅瓦坡頂，體量高大，東西面寬一百米，主體部分進深十四米，東西兩翼南北均長34.34米，總面積一萬平方米，磚木結(jié)構(gòu)，建筑造型為簡化的西洋近代古典風格。底層青磚墻，水平腰線以下，以寬大的水平凹線強調(diào)其厚重感。二至四層為紅磚墻，青磚窗套，角部以“五出五進”青磚作隅石處理。檐部以西式托檐石挑出。南立面中央部分墻體微向前凸，項部上折成西式三角形山花，窗戶改為一大二窄的三聯(lián)窗。底部入口為塔司干柱式的門廊。門廊兩側(cè)坡道可供車停至門前。門廳北部為主樓梯。兩翼各有一部樓梯，通往后院。[③]
1918年9月30日，文科教務處及文科事務室[④] 搬入紅樓，隨后北大校部各機構(gòu)：校長、各科學長、庶務主任、校醫(yī)陸續(xù)遷往紅樓辦公。10月2日，北大文科開始在紅樓上課[⑤]。從10月12日起，圖書館開始遷往紅樓[⑥] ，10月22日圖書主任發(fā)出公告“本館辦公室一概遷至新大樓第一層，各閱覽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辦公。”[⑦] 圖書館的搬遷工作結(jié)束，意味著紅樓已經(jīng)完全投入使用。
二、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職于北大，并開始對北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蔡元培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生進入大學的目的應是求學，而不是升官發(fā)財。為改變北大腐敗的狀況，蔡元培從延聘“積學而熱心的教員”入手，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則，許多不同觀點的教授包括?；庶h（劉師培）、守舊派（黃侃）和自由主義者（胡適）、激進派（陳獨秀）都同時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學，努力營造思想自由的學術(shù)氛圍，充實和提高北大的學術(shù)研究和教育水平。蔡元培能兼容新舊，但骨子里是“趨新”的，就任北大校長之初就聘請了新文化運動主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延聘胡適、周作人、劉半農(nóng)、楊昌濟、程演生、劉叔雅、高一涵、李大釗、王星拱等《新青年》雜志的重要作者進入北大。陳獨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如錢玄同、沈尹默、陶孟和、陳大齊等人成為《新青年》作者，實現(xiàn)了新文化力量的大結(jié)集。從此新文化運動形成了集團性的力量[⑧]，并在北大學生群里發(fā)揮了深遠的影響。
在學生方面，蔡元培大力“扶植社團”，倡導學生組成具有積極意義的社團，并指派教員進行指導，開展各種有益的活動，把學生的課余興趣吸引到學術(shù)研究和健康的文體活動上來。
隨著北大文科、校部和圖書館相繼搬入紅樓，新文化運動諸子們的活動場所也逐漸從馬神廟轉(zhuǎn)移到漢花園，北大紅樓在真正意義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紅樓每個角落都可以追蹤到他們的足跡。除教員在這里上課，學生在這里聽講外，不少人在紅樓辦公。蔡元培的校長室、“我國白話文的開山老祖”《白話日報》的創(chuàng)辦人李辛白的庶務主任室都在紅樓二層，陳獨秀的文科學長室也位于紅樓二層，1918年11月，《每周評論》就在這里誕生。[⑨]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位于紅樓一層的東南角，《新青年》同人常常在這里聚會，[⑩]學生們也喜歡這里，是師生間“互相問難”、掊擊“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好地方，從而醞釀出五四新文化期間最有影響的學生雜志《新潮》[11]。
蔡元培校長對各種社團都予以大力支持，除親自參加社團活動外，如出席社團會議，擔任名譽會長，還設(shè)法為社團活動提供場所，紅樓建成后就成為北大學生社團活動的重要場所。
1918年11月，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創(chuàng)辦了新潮雜志社，編輯出版具備“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三要素的《新潮》雜志[12]，大力鼓吹新思想和文學革命，《新潮》就誕生在紅樓一層二十二號。
以“昌明書法，陶養(yǎng)性情”為宗旨的書法研究社是由羅常培、俞士鎮(zhèn)、薛祥綏、楊湜生等學生發(fā)起，1917年12月21日成立，其主要活動為“每周任寫各體書呈教員評定”。書法社的成立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大力支持，他請來對書法頗有研究的文科教授馬衡、沈尹默、劉季平做書法研究社的導師。[13]1918年12月，書法研究社覓定紅樓一層第十三號為社址，并于社址內(nèi)陳列各種碑帖，供社員臨摹欣賞。其社員廖書倉寫的一手好字，也是蔡元培先生發(fā)起成立的當年北大又一著名社團――“進德會”的會員。1919年3月，他與鄧康（鄧中夏）一起發(fā)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并當選為總務干事。[14]
1919年1月，哲學研究會在紅樓四層第四教室召開成立大會，以陶孟和、陳大齊為指導教師，并以設(shè)于紅樓四層的哲學門研究所為社址[15]，其主要活動為討論哲學問題，討論會每月一次公開演講。
1919年1月26日，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北大學生陳鐘凡、張煊等數(shù)十人，在劉師培家里開會，“慨然于國學淪夷’，成立國故月刊社。這年2月，國故月刊社覓定紅樓三層三十三號為社址，接收該社編輯、社員函件、稿件[16]。3月20日，《國故》月刊出版，成為與《新潮》、《國民》并列的北大三大學生刊物。
北大新聞學會是中國第一個有組織的新聞學研究團體，成立于1918年10月。1919年2月19日，新聞研究會在紅樓二層西的第34教室召開改組大會，修改、通過簡章，更名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并改選了職員。蔡元培親臨會場并當選為正會長，徐寶璜當選為副會長，黃杰、陳公博當選為干事。此次大會到會會員有毛澤東、譚植棠、區(qū)聲白等24人。1919年3月，新聞學研究會覓定紅樓二層十二號為會所，仍以34教室為研究地點。這年4月16日，新聞學研究會在第34教室召開會議，決定出版《新聞周刊》。
社團活動豐富了同學們的課余生活，拉近了學生與教員的距離，鍛煉了學生們的能力，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他們成為新文化運動新的生力軍，并為他們在日后成為學生運動中的領(lǐng)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三、見證五四愛國運動全進程
1919年5月4日，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quán)、反對北京政府的賣國政策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北大師生是運動的領(lǐng)導者和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紅樓和她北面的操場是這場愛國運動的主要活動場所，在此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力促進了五四運動的發(fā)展，紅樓從而成為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歷史見證，是我們追尋五四運動當事人音容笑貌的最好媒介。
1、《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的誕生地
五四當天散發(fā)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就是在紅樓誕生的。1919年5月3日，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來，群情激憤，北大學生當晚與各高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決定把原定于5月7日國恥日舉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日，并且當場在北大學生中推出二十名委員負責召集，新潮社社員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17]。據(jù)羅家倫回憶，5月4日上午10時，羅家倫從城外高等師范學?；氐轿挥诩t樓一層的新潮社，“同學狄福鼎（君武）[18]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學命我執(zhí)筆。我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著靠在一張長桌旁邊[19]”寫成《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宣言內(nèi)容如下：
現(xiàn)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吞并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quán)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lǐng)土！中國的領(lǐng)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shè)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quán)，內(nèi)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20]
這篇宣言只有一百多字，用的是極簡潔的白話文，但慷慨激昂，極具號召力，尤其是“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兩句，現(xiàn)在讀起來也讓人熱血沸騰，充分反映了文學革命的成果。羅家倫后來說，他起草這篇宣言時，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卻非常集中，雖然社里來來往往，很是嘈雜，他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后也沒修改過。[21]這與羅家倫平常白話文寫作的訓練是分不開的。宣言寫成后，羅家倫交由狄福鼎送到李辛白所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
到當天下午一點，北京大學和其他在京高校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集會時，《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已印成二萬份，在集會和隨后的游行示威中，同學們把《通告》傳單散分給市民。由于《通告》文字淺白、陳辭懇切，喚起人們心中積怨已久的國仇家恨，迅速流傳開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五四當天唯一的印刷品，對學生爭取到市民的支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五四游行的起點
5月4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北大學生在紅樓后面的操場集合排隊。這時教育部派了一個職員隨同幾個軍警長官，勸告他們不要參加游行，學生們與其理論多時，然后才浩浩蕩蕩走出學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門行進，但由于耽擱了一些時間，等到北大學生趕到天安門的時候，其他學校的學生都已經(jīng)先到了。
3、迎接被捕獲釋同學勝利歸來
同學們在天安門短暫集會后，游行隊伍由天安門南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前進，準備通過使館區(qū)，但遭到了軍警的阻攔，憤怒的學生轉(zhuǎn)而轉(zhuǎn)向趙家樓曹汝霖宅，火燒趙家樓，并痛打親日派官僚章宗祥。起火之后，大批軍警前來鎮(zhèn)壓，當場逮捕學生32人，其中北大學生20人。學生被捕以后，5日上午，北京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舉行總罷課，通電全國表示抗議。5日下午蔡元培召集北京14所大專學校校長在北京大學舉行校長會議，決定向當局提出要求，如果不允許將被捕的學生全部保釋出來，各校長就聯(lián)名辭職。其他社會各界也紛紛電請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北京政府終于同意在5月7日這天釋放被捕學生。
5月7日上午，北京各高校備汽車前往警察廳，迎接被捕獲釋的同學。10時左右，一齊到達北大，然后各自回歸本校。蔡元培校長和北大全體師生齊集紅樓門外，迎接被捕同學返校。當師生們見到被捕同學們的時候，雙方都非常激動，有記者是這樣記載這一幕的：“彼此初一見，那一種喜歡不盡的樣子，自然教我難以描寫，尤有那喜歡沒完，將一執(zhí)手，彼此又全都大哭起來，感慨激昂，靜悄悄欲語無言的樣子。”[22]
如此四五分鐘，才由蔡校長把被捕同學領(lǐng)到紅樓北面的操場上，同學們分別站在事先準備好的五張方桌上和大家見面，所有人還是非常激動，由于情緒緊張萬分，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在校同學也沒有一人說話。當時大家只是用熱淚交流。[23]等大家的心情平復些了以后，蔡元培校長又召集同學在操場上訓話，據(jù)上?！秶袢請蟆返挠涊d，蔡元培的訓話內(nèi)容大概是：
“諸君今日于精神上，身體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當略為休息，況且今日又是國恥日，何必就急急的上課！諸君或者疑我不諒人情，實則此次舉動，我居間有無數(shù)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諸君稍為原諒，自己略受些委曲。并且還望諸君以后……堅持冷靜態(tài)度……云云。”[24]
從蔡元培的訓話中不難看出，勸學生們“略為休息”，是對學生入獄、游行奔波辛苦的體諒，反映出蔡元培對學生的關(guān)心及對其愛國熱情的同情；“諸君或者疑為不諒人情”句，可能是蔡元培曾受到過學生方面壓力，但介于政府與學生之間的他，難免有力不從心的地方；“望諸君堅持冷靜態(tài)度”句，蔡元培還是希望同學們可以安心讀書專研學術(shù)，不希望他們?yōu)榫葒\動而犧牲學業(yè)。
4、挽蔡斗爭的中心
雖然經(jīng)過師生們的共同努力，被捕同學被釋放，但北京政府拒絕接受曹汝霖和陸宗輿的辭職，教育總長和各大專學校校長都被軍閥和舊官僚所嚴厲抨擊，北京大學更是處在斗爭的中心，內(nèi)閣甚至考慮要解除蔡元培的校長職務，蔡元培于5月8日晚上收到他被解職，由馬其昶接替的通知。于是他留下兩封辭職信，5月9日清晨秘密離開了北京。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名望本已無人能比，四處奔走營救學生的行為使他獲得了更多的尊敬。
當晚8時，北大教職員開全體會，做出“如蔡不留，即一致總辭職”的決議，并推舉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等8人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11日，為進行挽蔡斗爭，北京各校教職聯(lián)合會正式成立，北京大學以紅樓二層一個房間作為教職員聯(lián)合會辦事室。[25]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那些原本反對或不支持新文化運動的教授和學生也因為挽蔡這個共同的目標加入到運動中來。6月5日，北大教授在紅樓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里開臨時會議，討論通過什么方式挽留蔡元培，據(jù)周作人回憶：“各人照例說了好些話，反正對于挽留是沒有什么異議的，問題只是怎么辦，打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辜鴻銘也走上講臺，贊成挽留校長，卻有他自己的特別理由，他說道：‘校長是我們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們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為他是贊成挽留蔡校長的，所以也沒有人再來和他抬杠。”[26]
學生們也堅決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絕北京政府另派校長。北京政府繼續(xù)采取了強硬的態(tài)度，命令用軍力來鎮(zhèn)壓學生運動，迫使同情學生的教育總長傅增湘辭職，政府與教育界的戰(zhàn)爭進一步升級。
5、被武裝軍警包圍
5月19日，北京18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進行全體大罷課，要求總統(tǒng)拒簽和約、懲辦賣國賊曹、章、陸三人、挽留傅總長、蔡校長。罷課期間，學生組織講演團四處演講，向市民講述當前形勢，并大力提倡購買國貨，號召市民抵制日貨。5月13日，北大學生便將該校消費公社儲存的日貨，集中在紅樓北面大操場中焚毀。[27]
在日本政府的壓力和親日派官員的影響下，北京政府對學生運動開展了更大規(guī)模的鎮(zhèn)壓活動。6月1日，總統(tǒng)徐世昌頒布兩道命令，第一道稱贊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說他們?yōu)槊駠⑾虏簧俟?，第二道歸罪學生糾眾滋事，擾亂公安，告誡他們立刻回去上課。6月3日，軍警開始大規(guī)模逮捕學生，到下午就逮捕了400余人，由于拘留所無法容納，竟把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的大房屋變成臨時學生拘留所，大門前貼上“第一學生拘留所”字條。校舍四周，由保安隊等支棚二十個露宿監(jiān)視，斷絕交通。到6月4日，局勢更加緊張，政府竟囚禁了大約1150名學生。馬神廟北京大學理科的房屋，已經(jīng)成了第二臨時拘留所。堂堂最高學府，竟成了囚禁學生的地方??！相較之下，紅樓倒是北大校舍中最自由安全的，僅被武裝軍警包圍，“駐兵五棚”。[28]
6、等待蔡校長歸來
北京政府的這種高壓手段引起全國各地的憤怒。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通電全國，抗議大學教育的尊嚴為軍警所破壞。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在4日的通電中說：“等學生于匪徒，以校舍為囹圄，蹂躪教育，破壞司法，國家前途，何堪設(shè)想！”[29]從6月5日開始，上海將近二十萬工人為支持學生舉行大罷工，隨后幾天南京、蘇州、杭州、武漢等全國許多城市都卷入罷市風潮，鐵路工人也開始罷工。終于，北京政府撐不下去了，6月10日下令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辭職。6月28日，巴黎和約簽字的那一天，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并向總統(tǒng)提出全體辭職?！?/p>
7月22日，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發(fā)布《終止罷課宣言》，宣告終止罷課。7月23日，蔡元培發(fā)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信中充分肯定了學生五四救國運動的意義，認為學生“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同時著重指出學生得受高等教育之不易，要求學生應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盡瘁學術(shù)，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30]，并答應回北京重任北大校長。蔡元培9月12日回到北京，9月20日正式到北大視事。
1919年9月20日上午九時，北大全體學生及教職員在法科大禮堂舉行歡迎蔡校長回校大會。學生先到就位，秩序井然。校長就席后，全體學生齊刷刷起立向蔡校長致敬。此于距離蔡元培出走，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四個多月，大家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大會由張國燾主持，由北京學生聯(lián)合會、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首任主席方豪致長篇歡迎詞，情真意切地向校長表明，北大是多么需要他。“回憶（先生）返里之日，人爭走相問曰‘蔡校長返校乎？’生等嘆大學前途，每悲不能答”，并誠摯地向蔡校長表明，學生們對校長“訓學生以力學報國”是非常贊同的，犧牲研究學術(shù)之光陰從事愛國運動是“感于國難”，是不得不為之舉。如今運動結(jié)束，愿“破除一切頑固思想，浮囂習氣，以創(chuàng)造國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學新紀元。”[31]
至此，五四運動中學生提出的要求全部實現(xiàn)，五四運動圓滿勝利。
紅樓見證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fā)展，見證了北大學子的拳拳愛國之心，見證了蔡元培校長謙沖和藹背后的堅毅風骨，紅樓從此名揚天下。隨著五四運動的不斷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迅速波及全國，紅樓逐漸成為“進步、民主”的象征，成為萬千青年學子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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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學日刊》1917年12月17日第二版《新建筑記》。
[②]《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3月12日第二版《新齋舍之用途》。
[③] 參考北京市東城區(qū)文化委員會編著《東華圖志 北京東城史跡錄》第597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④]《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9月30日第二版。
[⑤] 胡適在9月27日給母親的信里說“大學因新屋一時不能搬好，故須至十月二日始上課。” 見杜春和編《胡適家書》第217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0月14日第二版《圖書館主任布告》。
[⑦]《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0月22日第二版《圖書館主任布告》。
[⑧] 參考陳萬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3頁，三聯(lián)書店，1997年。
[⑨]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在這間辦公室召集李大釗、周作人、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開會，議定創(chuàng)刊《每周評論》。會上“公推陳（獨秀）負書記及編輯之責，余人俱任撰述。”《每周評論》于1918年12月22日創(chuàng)刊，這是份四開四版的小型報紙，逢周日出版，編輯所就設(shè)在文科學長室內(nèi)。
[⑩] 據(jù)周作人回憶，“（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設(shè)在第一層，東頭靠南，……，那時我們在紅樓上課，下課后有暇即去訪他，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當不少，除二三人時常見面之外，別的都不容易找，校長蔡孑民很忙，文科學長陳獨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煩他們……。在第一院即紅樓的，只有圖書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辦公時間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適宜。”《知堂回想錄》第53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 據(jù)羅家倫回憶，由于李大釗平素謙虛和藹，待人誠懇，又有方便閱讀新書的條件，當時不少教師和學生都喜歡到圖書館主任室聊天，圖書館被人稱為“飽無堂”，在這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jié)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 見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第15頁。
[1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號。
[13] 《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2月22日第三版《書法研究社報告》。
[14]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6日第五版。
[15]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月28日第三版《哲學會開會志略》。
[16]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2月22日第二版。
[17]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第17頁。
[18] 狄福鼎（1895-1964），字君武，自號平常老人，江蘇省太倉縣婁東鄉(xiāng)人。當時是北大社團畫法研究會、消費公社的會員，有資料說“五四”游行當天他曾與羅家倫、段錫朋、許德珩一起美國使館遞說帖，后為國民黨要員。
[19]羅家倫《黑云暴雨到明霞》，轉(zhuǎn)引自《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30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20] 《晨報》1919年5月5日第二版《山東問題中之學生界行動》。
[21] 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第151頁注釋，岳麓書社，1999年。
[22] 上?！睹駠請蟆罚?919年5月10日：《釋放學生之經(jīng)過》，轉(zhuǎn)引自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第294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 見孫伏園《回憶五四當年》，《五四運動回憶錄》第25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據(jù)孫伏園回憶，被捕同學隨后“向南走到紅樓的休息室中去了。休息室中除被捕同學以外，有蔡元培先生，也許還有一、二學生會的工作人員。據(jù)說蔡先生當時還削了一個梨給一位被捕同學吃呢。”
[24]上?！睹駠請蟆?，1919年5月10日：《釋放學生之經(jīng)過》，轉(zhuǎn)引自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第294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每周論文（下）》中回憶當時教職員聯(lián)合會辦事室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頁。
[26] 《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一》第54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7] 轉(zhuǎn)引自彭明《五四運動史》第309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8] 《知堂回想錄·每周評論（下）》第43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9] 《軍警壓迫中的學生運動》，《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1919年8月6日。
[30]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7月23日第四版。
[31] 《學生歡迎蔡校長之詞》，《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9月20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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